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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瑛打定主意要重新考科举，这在大周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也没什么特别。官员可以和普通考生同场考会试，然后分别录取，共同参与殿试，殿试上除了官员科考不许得甲等的潜在要求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当崔瑛打定主义开始准备科举的时候，他发现科举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难，也并不是原来历史课本里说的那么僵硬。大周朝从显德九年往后，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都在逐渐增加，进士科从唐代的十几人逐渐增加至四五十人，据柴永岱说，柴荣和柴宗训有计划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将录取人数稳定在进士科百人，明经、明法、明算诸科每科百五十人的规模。

    而崔瑛打算考的进士科，现在按重要顺序是五篇策、一篇论、十条墨义和一首诗、一篇赋。诗赋的重要性是最低的，策论的重要性不相上下。

    策有些像现代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考官提出一个历史上或现实中关于国家治理的问题，考生提出应对方法；论则是议论文，考官给一段文字材料，考生给出观点就行，这两个占了考试的大头，这与原先唐宋时的进士科考试首重诗赋不太一样。

    崔瑛平时用一些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会被读书人斥为歪门斜道，但在策论里，什么奇怪的观点和方法都会出现，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有可能被选中。

    倒是墨义对崔瑛来说有一点点困难，大周朝的墨义是在基础注疏之上，允许自己发挥的，大约就是陆九渊“六经注我”的意思了，特别像以一句话为题写一篇读后感什么的。他又不敢引朱熹的理学，要花脑筋去思考一些扬后妃之德的联想，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