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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就算是这样，我依然感激我爸妈，我之所以能成为只归顺于自己的周水绒，都是他们的功劳。

    “那年我刚到苏丹南科尔多凡州，正好赶上中国一批维和部队抵达，我还跟他们说了话，知道他们下午就要到工作岗位上，护卫工人和物资。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辛苦’，反政府武装就鸣着枪冲过来了，他们就开着那种皮卡，穿一身洗不出来的迷彩，掳走了我，还有跟我一道的两位女性。

    “他们把我们扔在难民营附近的土坯房里，具体几号我也不记得了，就知道当时中国政府派了营救组，救那两位女性。那两位女性告诉我，这就是身为中国人的好处。

    “异乡落难，无论在哪里，无论多艰险，总会有人来接他们回家。

    “我们仨吃那种泥和的饼，喝掺着沙子的水，胳膊腿上都是拖行造成的伤，却没有一个人害怕，她们是祖国给的底气，我是自己给的底气。

    “事实证明，她们比我有底气。绑架期间，中国营救组跟绑匪交涉，谈条件，给赎金，她们被救走了，只剩下我一个。我不能等死，但我一个人，干不了二十个，三十个，只能跟他们谈判。

    “第一次谈判失败，我故意发疯，打伤了其中一个绑匪，说自己感染了埃博拉，他们把我和那个绑匪分开隔离起来，然后请了医生，发现我没感染，把我一顿打。

    “我找医生就是要他帮我带信儿出去，他效率很高，当天晚上就有人到难民营来救我了。

    “那个人是中国维和部队的，穿着便装，脸上都是迷彩，他带我走的时候，被那个遭我陷害的绑匪看到了，在跟他纠缠的过程中，我自卫过当把他杀了。

    “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