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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律师，除此之外，与她再无任何干系。而且，还是个极其懂得分寸的好律师，挣钱的主意他都自觉替她拿了，碰上要卖家当，却知道来先问过她。

    可笑着笑着，她又落下泪来。

    那个时候，开学不久，她才刚从日内瓦回到里昂。对于她来说，日内瓦是热闹的，吴先生在那里，公使团的同事也在那里。而且，那个夏天，沈应秋也来探亲。难得中的难得，她这人一个亲近的女朋友都没有，与沈医生倒是一见如故，十分谈得来。

    后来，她才知道沈应秋是孤女，从小在法租界的教会女童院长大，后来考到法文学堂的奖学金留洋。她们之间的这份一见如故，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再回到里昂，却是截然不同。同住的女学生恰好已经毕业归国，房子里空出一间屋子，周子兮又是一个人，住在那间五层楼上的公寓里。

    “你这是怎么了，亲爱的？”只有帮忙打扫房间的法国老太太看见她哭。

    “是我先生发电报过来。”她抹去眼泪回答。

    “哦，你想念他。”老太太笑起来，十分理解。

    她也跟着笑，点了点头，却在心里回答：可是他并不想念我。

    次日，她便回了电报过去，停工，卖厂，一切由他全权做主，今后再有类似的问题，也不必特地拍电报来问了。

    至于结果如何，她其实并不在乎。工厂卖掉之后，她在上海的东西便只剩下周公馆以及其他几处放租在外的房产，等她大学毕业，大约也被他处理得差不多了。到了那个时候，她就真的没有必要再回去了。

    这一招釜底抽薪实在高明，可她又挑不出他的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