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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惜以假死为代价，还大言不惭地说以“向往自由”为理由——到底是惊世骇俗的事情。

    简·爱小姐的头脑里肯定没有女性也可以主动离婚这样的概念。

    伯莎并不会因此看轻她，说到底不过是时代束缚罢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女性见识短浅，不是因为她们头脑不清楚，而是因为这个年代根本没有给她们拥有野心和目光的机会。

    “罢了，还是等到案件结束后再谈这些也不迟。”

    于是她不再多言，只是轻描淡写地结束了这个话题，轻松问道：“你饿了没？我可是早就饥肠辘辘了，不如一起用个早餐如何？”

    至于其他的，就让简·爱小姐自己去思考吧。

    作者有话要说：　　理论来自姜花很认同的一个业界观点：即在中，伯莎和简爱的是对立且统一的。一方面伯莎的形象具有“告诫性”，伯莎的遭遇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所有“试图拥有（男性）旺盛精力的女性的例子”，时时刻刻劝告简爱不应该去这么做；另一方面，伯莎也是简爱的重影，她的愤怒、仇恨和攻击性，甚至是以竭嘶底里发泄情绪的方式，是简爱受到女校规诫后压抑的无法自由展露的本性——原著中简爱的经历几乎是十九世纪所有女性的经历，简爱幼时倔强、尖锐，具有十足反抗能力，但当时的社会不允许女性拥有如此激烈的负面情感，不允许她们反抗，一旦这么做了，她们就是“疯子”。所以中认为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到了成年后依然拥有这些属于人的本性，它们去哪儿了？作者下意识地将其投射在了伯莎身上。

    本文里伯莎不再是个疯子了，但就姜花对的理解，伯莎拥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