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 第116节 (第10/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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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暗自有此侥幸之想，但张太岳心中却总是踟蹰犹豫，牵绕不去。他给京兆尹衙门发了公文，请他们严格管理各地的书坊（当然，以京兆尹的行政能力，这份公文的作用等于放屁）；自己还时常绕道到西城门及京郊的旧书古董市场，设法摸清这些传单的底细。

    而事实的发展果然一如预期，在官方的弹压失能之后，地下的出版市场像野火一样蔓延滋生，培育出来的文化产品越来越惊悚恐怖——什么下流猥琐的春宫小黄书只能算开胃小菜了，讨论大安勋贵宗室，乃至直接揭朱家老底的册子都被印刷了出来，泄漏的史料劲爆狂野之至，而且相当一部分直指皇权核心，牵系到了太宗靖难及英宗叫门的大量往事。敏感辛辣得能让人冷汗涔涔；连张学士都难以克当。但其中最为凶狠，最为可怕的，还是那些有关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小册子，效力比什么都要狂猛——

    在张学士翻到的传单中，这些阐述新式儒学的小册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迭代。一开始这些文章还相当之精深晦涩，大量的引用《尚书》、《易经》以及上古逸闻，从儒家经纶的角度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在两三版之后，传单的内容开始变得简易、直白，夹杂了大量世俗的口语及白话，引用的案例也由三坟五典变为了耳熟能详的简单典故，甚至有《三国》、《水浒》乃至《凡人修仙》的内容……

    要是在正统学术领域，这种夹七夹八的搞法简直是粗鄙之至，贻笑大方，足以被正经的儒生轻易开除儒学籍；但在足够敏锐的政治人物看来，这却恰恰是传播者在有意地放下身段，试图扩大影响力，绕开古板的士人阶层，将新式的学说直接扩散到街头巷尾。

    辩经伦理还只是学术上的争论，直接将要命的理论大